饭钱、打点费，两千。多退少补。记住，箱子拿到手，立刻拍照发我。照片里必须有机场货运站的指示牌、你的手表、还有箱子正面标签——三样缺一不可。”

赵二娃接过信封，没打开，直接塞进裤兜。他喉咙发紧，想说句“谢王哥”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他怕自己一开口，声音会抖。

他拉开卷帘门走出去，风扑面而来，带着潮湿的凉意，把他额角的汗全吹干了。

他没回家。

他拐进旁边一条暗巷，在唯一一盏还亮着的路灯下，靠着斑驳砖墙站定。他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，拆开，抽出里面一沓钱——全是崭新的百元钞票，没有一张皱褶，连编号都是连号的。

他数了三遍。

两千整。

他把钱重新装好，又从裤兜里摸出那张写着“明日早八”的纸条，对着路灯看了很久。纸上的字迹清晰、冷静，像手术刀划开皮肤那样精准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这不是信任，是测试。测试他会不会贪图路上这点钱，测试他敢不敢一个人扛下这件事，测试他是不是真能闭紧嘴巴，把箱子从广市运回来，像运一箱盐那样平常。

他把纸条撕成碎片，扬手撒向风里。

碎纸片打着旋儿飞散，有的粘在湿漉漉的墙面上，有的飘进下水道口，瞬间被黑暗吞没。

第二天凌晨五点，赵二娃就醒了。

他没洗脸，没刷牙，只用毛巾擦了把脸，就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外套。他把两千块钱分三处藏：三百贴身缝在内衣夹层，五百塞进袜筒，剩下一千二全塞进鞋垫底下——鞋垫是他今早新换的，厚实、柔软，踩上去像踏着棉花。

他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，穿过还在沉睡的成都城。路灯一盏接一盏向后退去，像一条流动的金线。他经过青羊宫夜市旧址，那里早已没了串串香的烟火气，只剩几根孤零零的水泥灯柱，在晨雾里泛着青灰。他经过双桥子路口，远远看见“杨记串串香”分店门口的卷帘门还没拉起，但门口已经排起一小溜人影，有人裹着厚外套呵气搓手，有人拎着保温桶——那是专程来打包锅底的老主顾。

他没减速，车轮碾过路面，发出单调的咯吱声。

六点二十分，他冲进成都东站候车室。空气里弥漫着隔夜泡面和汗液混合的浊气。他找到K987次检票口，把那张薄薄的硬座票攥在手心，直到纸边被汗水浸软。

火车晃了整整十五个小时。

赵二娃没合眼。他盯着窗外倒退的田野、村庄、电线杆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却强迫自己一口一口咽下自带的馒头和咸菜。他不敢睡，怕睡着被人盯上，怕睡着错过站，怕睡着梦里说漏嘴。他数车厢里的乘客，数每节车厢头顶的灯管数量，数列车员走过时皮鞋敲击地板的节奏……用尽一切办法把神经绷成一根钢弦。

下午四点，广州白云站到了。

他随着人流挤下车，耳朵里灌满粤语广播，眼前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和指示牌。他不敢看别人，只死死盯着自己鞋尖，跟着人群往前挪。出口处人山人海，他像一滴水被推搡着挤出去，迎面撞上一股热浪——潮湿、闷重，带着海水与机油混合的气息，狠狠砸在脸上。

他没喘息，立刻拦下一辆摩的，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报出“货运站，三号通道”。

摩托轰鸣着冲进城市腹地，穿小巷，绕高架，最后在一个巨大铁皮棚子前停下。棚子顶上歪斜挂着“白云机场货运站”几个红漆大字，字迹剥落，露出底下灰白的铁锈。

赵二娃付了钱，快步走进去。

里面比外面更闷。空气凝滞，混杂着柴油、灰尘和某种难以名状的金属腥气。十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搬运工蹲在地上抽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们用方言大声谈笑，没人看他。

他找到三号通道。通道尽头是一排半开的铁门，门后堆着大小不一的纸箱、木托盘，还有几个印着外文的金属集装箱。他站在通道口，手心全是汗，却不敢擦。他掏出手机——那是周静雪昨夜塞给他的诺基亚老人机，只能打电话发短信——屏幕亮起，信号格空空如也。

他僵住了。

没有信号，怎么拍照？怎么发？怎么证明他到了？

他咬着后槽牙，在通道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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