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纯艺和杨钊去西岸，赵诚明带着其余人绕后。

走不多时，于平又看见了之前追他们的探子，此人正在一家小店门口喂马。这家小店卖饼和一些简单的吃食。

那探子冷不丁听见了马蹄声，抬头一看，发现来...

赵诚明踏上木阶时，脚底踩着新刨的松木板，木屑还浮在空气里，微香沁鼻。他未穿官服，一身靛青道袍宽袖垂落，腰间系一条素白布带，发髻用一根竹簪绾住，不戴冠，亦不佩玉——这身打扮，在琴岛市并不稀奇，街上有不少匠人、教习、书吏皆如此装束，既不逾制，又显清简。可当他立于高台中央，台下数千人却霎时静了三分。不是因威压，而是因一种奇异的“在场感”：他站得不高，却像一座山突然横在众人眼前；他未开口，声音却仿佛已从四面八方渗入耳中。

台子是临时搭的，七尺见方，底下垫着水泥墩，上面铺厚杉木板，四角悬着四盏煤气灯，此时未燃，只余铁架嶙峋。台后竖着一块黑漆木板，板上钉着三张雪白宣纸，墨迹未干，字是楷体，端方如刀刻：

“秦制与皇帝”

“君权何来？民权何存？”

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万民之天下。”

台下第一排坐着巡警队长、护路队副统领、邮局总办、铁路局调度长、钟楼报馆主笔、学堂总教谕……皆是琴岛市实权人物，却无一人穿补丁衣，也无一人交头接耳。他们腰杆挺直，目光沉静，像一排经年风化的石像，只是眼底深处，有火苗在跳。

赵诚明没拿讲稿。他左手按在木案边缘，右手缓缓抬起，掌心朝外，停顿三息。台下有人咳嗽，一声轻响，竟如惊雷滚过人群。他这才开口，声不高，却奇异地穿透嘈杂：“诸位，今日所议，非为毁君，亦非为立神。只为拨开七百年积尘，看一眼‘皇帝’二字底下，究竟压着多少砖、多少泥、多少血汗浇灌的麦子，多少无声咽下的冤屈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东侧人群里便有人嗤笑：“酸腐气！还血汗麦子，你当自己是佃户灶王爷？”

赵诚明未怒，反而颔首：“这位兄台说得对。我非佃户，亦非灶王。但我认得一个叫李大栓的人——去年冬月，胶州湾修码头，他抬铁轨，一天十二个时辰轮班，工钱十七文，包两顿糙饭。他死了，被龙门吊坠下的钢梁砸中脊背，当场断气。尸首抬走前，工头翻他口袋，掏出半块窝头，攥得死紧，怕掉渣。”

台下静了一瞬。有妇人下意识捂住怀中幼子的耳朵，可孩子偏把小脸仰起，眼睛睁得溜圆。

“他葬在西山公墓，碑上没名字，只编号‘胶工七三二’。但碑下埋着他一双草鞋、一只豁口陶碗、还有他老婆哭肿眼睛送来的三枚铜钱——那是他攒了三年，想给女儿买本《百家姓》的钱。”

赵诚明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前几排官员：“诸位大人，若李大栓活着，今日能坐在这里听讲么？他识字么？他懂‘君权神授’么？他晓得朱家龙椅雕的是云纹还是龙鳞么？他晓得的，是龙门吊钢梁锈了几处裂痕，是煤车轮轴松了几颗铆钉，是夜里巡哨的兵丁打盹时，烟袋锅里的火星子会烫着自己手背。”

“可他的命，值不值得写进《实录》？值不值得让县太爷斋戒三日、焚香祭告？值不值得在钟楼顶上敲三下铜钟，为他鸣丧？”

无人应答。只有风掠过旗杆，扯得“议事局筹备处”旗面猎猎作响。

这时，西边人群中忽有个穿灰布短褂的老者颤巍巍举起手。巡警正要上前阻拦，赵诚明抬手制止。老者嗓音沙哑：“先生……老汉我活六十八年，见过七任知县。上任老爷收租，秤杆翘得比房梁还高；前任老爷修桥，银子全进了账房先生的小舅子腰包；再上一任……咳咳，那年蝗灾，官仓开仓放粮，米里掺沙子，沙子比米还多。”他抹了把脸，“可您说的李大栓，他死得明明白白，死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死在图纸上标着尺寸、账册里记着工时的码头上。他死了，您给他立碑，给他编号，还把他老婆送的铜钱，记在了《工伤抚恤名录》第一页……老汉我不识字，可我摸得出来，那名录纸，比县衙告示还厚三寸。”

台下嗡地一声，不是喧哗，是无数人同时吸气的声音。

赵诚明点头：“所以今日之辩，不在‘该不该有皇帝’，而在‘谁来定义皇帝之权’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定郡县、统文字、量衡，为的是废分封、集权柄——此为秦制之核。可秦制崩于暴政，汉承秦制而改以仁术，唐宋沿革，至我大明，祖训曰‘天子之权，受命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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