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二月十五日，浙江杭州城，新军营地。

春寒料峭，晨雾尚未散尽，薄薄的白雾笼在钱塘江面上，被江风吹得丝丝缕缕飘向岸边。

新军大营设在杭州城西南的一处高地上，营帐绵延...

天津卫火车站休息室里，茶水的热气在七月的暑气中缓缓升腾，又迅速被窗外吹进来的风撕成几缕，散得无影无踪。松井启太抹了把额角的汗，指尖还残留着搪瓷水壶冰凉的触感。他没再说话，只盯着窗外——一列刚进站的货运火车正缓缓停下，车头喷出的白烟尚未消尽，车厢门已被工人麻利地掀开，蒸汽吊臂轰鸣着探入车厢，抓斗沉稳落下，又稳稳提起，二十袋高粱米便如羽毛般悬在半空，随即轻轻放在轨道旁的平板车上。

那动作精准得如同尺子量过，没有一丝晃动，没有一粒谷物洒落。

钱昭秀石端起茶碗，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梗，目光却落在远处码头方向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昨日傍晚，三艘朝鲜官船靠港，卸下的不是粮食，是三百名新招募的农工。全是平壤周边的青壮，由朝鲜户曹派员押送，直赴辽东垦荒区。”

“哦？”酒王李淏郎挑眉，“朝鲜自己人去辽东种地？”

“不是去种地。”松井启太终于开口，声音低而沉，“是去学怎么种地。朝鲜户曹文书上写得清楚：‘观天朝耕作之法，习水利之制，察肥料之用，参轮作之序’。这些人不带锄头，只带纸笔，由天津农学院派出的七名助教带队，分驻辽东九个示范农场。每人在辽东待满三个月，回朝鲜后须向户曹呈交《观耕手记》一份，附图三幅、田亩实测数据十组、施肥配比试例五则。”

屋内一时寂静。连窗外传来的汽笛声都仿佛被这消息压低了三分。

良久，钱昭秀石才喃喃道：“朝鲜……真敢学。”

“不是敢学，是不得不学。”松井启太从怀中取出一张折叠整齐的《津门日报》，摊开在木桌上。头版赫然印着通栏大字：《辽东夏收已毕，平均亩产八百四十三斤，创北直隶外三省新高》。下方配图是一片金浪翻涌的玉米田，田埂笔直如线，沟渠纵横如网，田边矗立着三座青砖小屋，屋顶烟囱正冒着淡青色炊烟——那是抽水站的标识。

“这图里，”松井启太指尖点在照片角落，“你们看那田埂间距，整整六丈。为何？因辽东新式铁犁宽六尺，一趟翻耕即覆六丈之地，误差不过三寸。六丈之间，埋设暗管十二道，管口距地表一尺七寸，专引地下浅层活水，旱时开阀即灌，涝时闭阀自排。此乃天津水利院去年冬才定型的‘均流暗渠法’，图纸尚未刊印，辽东已全境推行。”

酒王李淏郎喉结滚动了一下：“……他们怎么知道该埋多深？”

“问农学院。”松井启太答得极快，“辽东各农场主事，每月初必赴天津农学院听讲一日，课目为《土壤剖面分析与地下水文测算》。授课者非教授，而是农学院毕业三年内的青年讲师，其中三人，正是去年自朝鲜而来、在天津实习半年的留学生。”

钱昭秀石忽然放下茶碗，瓷底磕在木桌发出清脆一声响：“松井君，你可记得去年冬，我们在机械学院实习时，曾帮着测绘过一套‘双曲面犁铧’的铸模？”

“记得。那套模具后来被蒸汽作坊直接投产，今年春耕前已发往山东六千副。”

“那套模具的原始设计图，”钱昭秀石声音微颤，“署名是崔烈。朝鲜农学院二年级生，天津农学院交换生，现于天津第一农场实习。”

屋内再次沉默。这一次，连呼吸声都轻了。

窗外，一辆满载化肥麻包的马车驶过，车辙压过青石板路缝里钻出的细草，碾得粉碎。松井启太望着那抹被车轮卷起的尘灰，缓缓道：“崔烈的父亲是猎户，曾随朝鲜二王子李淏伏击过女真斥候。李淏登基后，封其父为团练使，却未授实职。真正让崔烈一家翻身的，不是军功，不是两班门第，而是他在天津农学院考取的‘三级农技员’资格证——凭此证，他可免试进入农学院研究生部，可领月俸三两，可申请垦荒贷款三十两，更可在辽东任农场技术指导，薪俸等同县丞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两位同伴：“你们的父亲，在江户城下町拥有多少石高？”

酒王李淏郎嘴唇翕动，终究没说出数字。他父亲是谱代大名，领地三万石，年奉米约九千石，折银不过六千两。而崔烈一家，如今在平壤郊外新置的三十亩水浇地，单靠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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