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来报名的人少了,这还是好事?”方明才一时没转过弯来。
王延光提醒道,“这两天报名的人少了,找你打招呼的人是不是也少了?”
方明才恍然大悟,“对对对,这确实是好事,要说我应该感谢这些人...
刘晓鸿没立刻应声,只是把酒杯搁在桌沿,指尖轻轻叩了两下。窗外天色渐沉,街边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,昏黄的光晕浮在玻璃上,像一层薄薄的旧胶片。他望着那光,忽然想起九七年刚南下时,在东莞租的那间铁皮屋——屋顶漏雨,夏天闷得人喘不过气,夜里打地铺,风扇转得嗡嗡响,可那时心里是烫的,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。
杨振没催,只给他满上一杯醉刘伶,琥珀色的酒液在杯底晃出细碎的光。“我懂。”他说,“不是谁都能扛着总部不批预算、不放人、不批货,硬是在广东从零建起三百个终端网点的。你带出来的那批人,阮正明、陈涛、林秀娟,哪个不是熬通宵改动销方案、蹲在批发市场跟经销商磨嘴皮子磨到嗓子哑?他们敬你,不是因为你职位高,是因为你替他们扛过雷、背过锅、垫过差旅费——连发票都来不及报销,就先掏自己工资垫进去。”
刘晓鸿喉结动了动,没说话,却端起酒杯一口干了。辛辣顺喉而下,烧得眼眶微微发烫。
“你信不信?”杨振身子往前倾了倾,声音压低,“上周硒峰华东大区销量暴涨三十七,不是靠广告砸出来的,是阮正明带着老团队,三天跑遍苏州、无锡、常州,把原来旭日升丢掉的十五家二级分销商全拉回来了。他们没签新合同,也没许诺返点,就一句话:‘刘总走了,但我们还在。’——这话比啥促销政策都管用。”
刘晓鸿手指一顿,酒杯悬在半空。
“林秀娟今天上午刚跟我汇报,她接手的浙江渠道,三天内补货率从六成提到九成二。她没等公司调拨,自己垫钱从宁波港提了两百吨散装茶浓缩液,连夜分装、贴标、发车。她说,‘以前刘总常说,终端断一天货,三个月都难补回来。我们不能让客户再等。’”
刘晓鸿缓缓放下杯子,指尖在杯壁上留下一道浅浅水痕。他忽然意识到,自己以为的“离开”,其实根本没真正离开——那些人还在跑,还在拼,还在用他的方法、他的节奏、他刻进骨子里的狠劲儿,在另一片战场上继续冲锋。
“王董的培训,什么时候开始?”他问。
杨振笑了,眼角纹路舒展开来:“明早八点,总公司三楼阶梯教室。我让司机七点半来接你。”
刘晓鸿点点头,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,这次没急着喝,而是看着杯中晃动的倒影:“杨总,有件事我得说清楚——我去百岁山,不是为躲旭日升,更不是怕段董那句‘名声留下’。我是去干实事的。如果哪天我发现,百岁山也变成另一个旭日升……”他抬眼,目光沉静,“我照样转身就走。”
“好。”杨振举杯,与他碰了一下,清脆一声响,“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。王董昨天还说,现在企业最缺的不是聪明人,是敢把脊梁挺直了走路的人。”
饭毕出门,夜风微凉。杨振没让司机开车门,陪着刘晓鸿慢慢往停车场走。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一前一后,交错又分开。
“对了,”杨振忽然开口,“段恒中今天下午开了个会,宣布南方大区暂时由廖远代管,但总部同步启动了‘阳光计划’——所有大区负责人,每季度向董事会提交个人资产申报,重点核查近三年经手项目费用流向。”
刘晓鸿脚步没停,只嗯了一声。
“听说,刘总牵头起草的初稿里,专门加了一条:‘凡离职人员三年内不得担任同业企业营销高管,否则视为恶意竞业,集团保留追溯权。’”杨振笑了笑,“可惜啊,这条被王董否了。他说,‘留不住人,就别想着锁住人。真要锁,也该先锁住人心。’”
刘晓鸿嘴角微扬,没接话。他知道王董是谁——秦巴农业董事长王振邦,那个当年在化肥厂蹲点半年、亲手帮农民调试喷灌设备的老农技员。后来秦巴农业转型做魔芋精粉,王振邦亲自跑遍陕南七县,蹲在田埂上记笔记;再后来做茶饮料,他带着团队在福建武夷山住三个月,睡猪圈改的宿舍,就为了搞清岩茶发酵的温湿度曲线。这样的人,不会用条款捆人,只会用事拴人,用人信人。
第二天清晨七点四十分,刘晓鸿站在秦巴农业总部大楼前。玻璃幕墙映出他穿了三年的那件灰蓝色夹克——袖口磨得泛白,左胸口袋上方还留着旭日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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