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内的这场闹剧进行到这个时候，谢燕来感觉也没有必要继续的进行下去了。毕竟在目前这个情况下，老兄弟们该撤退的也都该撤退了，给鬼子的教训也足够了，没有必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。如果要是延误了兄弟们的撤退时间，那可真的是有罪过了。

到目前为止，谢燕来也计算过了，大约需有 2000 多个兄弟转移，他们都是在最近得罪了人的，如果要是继续留在国内的话，对他们的日子没有什么好处。

浦江码头的夜雾浓得化不开，像一锅熬糊的糯米浆，沉甸甸压在铁灰色的水面上。三艘日本遣返船停泊在十七号泊位，船身漆着“昭和二十一”字样，舱门洞开，舷梯垂落，甲板上堆满藤条箱与粗布包裹——里面装的不是行李，是两千三百名尚未缴械的关东军残部，其中一百零七人仍佩着军刀，刀鞘未卸，刀穗未剪，腰间皮带上还别着九四式手枪。他们被允许登船，是因为军统上海站站长递了手谕：奉戴老板密令，“暂准渡海，以观后效”。

谢燕来没去码头。

他在外滩源一栋德式老洋房的三楼书房里，用黄铜放大镜看一张泛黄的《申报》剪报。那是1932年1月28日的头版，标题烫金：“十九路军血战闸北，日军焚毁商务印书馆”。照片里，火光映着焦黑的断梁，一个穿学生装的少年正踮脚往废墟里塞半块烧糊的铅笔。放大镜下，那孩子左耳垂缺了一小块——谢燕来伸手摸了摸自己左耳垂，指尖触到一道细疤，二十年前被弹片削掉的，位置分毫不差。

窗外传来三声短促的鸽哨。他放下放大镜，从红木书桌抽屉取出一枚银质怀表。表盖内侧刻着两行小字：“予卿不悔，赴死如归”。这是他夫人林砚秋的遗物，1943年她在南京伪政府情报处档案室纵火时，被宪兵队的汽油弹烧成灰烬。表针停在凌晨三点十七分——正是她最后发报的时刻。

他合上表盖，轻轻一叩桌面。

楼下立刻响起皮鞋踏过柚木地板的声音。门被推开，进来的是陈默，谢燕来最锋利的那把刀，左眉骨上横着道紫红色旧疤，右耳戴着枚黑曜石耳钉，进屋时连影子都没惊动窗台上的铜鹤香炉。

“谢长官。”陈默声音压得极低，像砂纸磨过生铁，“十七号泊位，‘神风丸’货轮底层货舱，已塞进六百公斤TNT。引信接在船体龙骨应力监测仪上，只要船离岸三百米，龙骨受浪挤压变形超阈值，炸药就响。”

谢燕来没抬头，只问：“其他两艘呢？”

“‘富士丸’油舱灌了二百升硝化甘油混合液，‘朝日丸’锅炉房加装了十二组高压蒸汽爆破阀。”陈默顿了顿，“船员名单核过了。船长山田健次郎，七年前在松江活埋过三十七个修桥民夫；大副佐藤浩二，去年十月在嘉定刑讯室用烧红的铁钳夹碎过七个地下党手指。名单上所有军官，都在您批注的‘丙字卷’里。”

谢燕来终于抬眼。灯光下他的瞳孔很浅，像结了薄冰的潭水。“丙字卷”是军统绝密档案编号，但谢燕来手下根本没有这个编号——那只是他书房里第三排书架最底层一只樟木匣的代号，匣中锁着七百八十四张手写名单，每张纸角都用朱砂画着十字，旁边批注着死亡方式：绞、焚、溺、剐、曝……最后一个名字是山田健次郎，批注只有四个字：“沉舟饲鲨”。

“告诉底下人，”谢燕来用怀表边缘轻轻刮过桌面，发出细微的“嚓嚓”声，“鲨鱼饿了二十年，今夜得吃饱。”

陈默刚转身，门又被推开。这次是穿灰布长衫的周砚生，谢燕来的情报总管，手里捏着份电报纸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“重庆急电。戴老板亲自签发，八百里加急。”他把电报放在桌上，纸面还带着体温，“命令我们即刻停止一切针对日侨及战俘的‘非正规行动’，并交出全部行动人员名册，由军统督察处接管审查。”

谢燕来拿起电报扫了一眼，忽然笑了。他掏出打火机，“啪”地一声脆响，蓝色火苗舔上纸角。火势蔓延极快，墨迹蜷曲如垂死的黑蛇。他盯着火焰烧到自己手指才松手，任那团灰烬飘落在黄铜烟灰缸里。

“戴老板怕了。”谢燕来声音很轻，却像冰锥凿进地板，“他收到子弹那天，我就让人在他办公室通风管道里塞了三颗老鼠药——不是毒死人的，是专杀那种啃电线的老鼠。结果昨儿半夜，军统电台室跳闸七次，发报机烧毁两台。戴老板今早照镜子，发现左眼睑跳了整整三十六下。”

周砚生没接话。他知道谢燕来从不说废话。果然，谢燕来从书桌暗格抽出一本蓝布封面的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翻开第一页，夹层里滑出张薄如蝉翼的胶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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