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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似乎都指向了一个答案，那就是当时红山文明的宗教人员，实际掌握了通神的资源和能力，以此弥补了物质文化、乃至军事上的不足！

那时文字尚未出现或者成熟，因此这尊牛首神明的名讳不得而知，只能由后人通过古书上的音形胡乱猜测，但是偏偏在“西城王君”活动的先秦两汉之间，史书上确确实实记载了一则关于牛首神明的秘密。

秦襄公七年（公元前771年），申国联合缯国、犬戎，进攻周朝都城镐京，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，西周灭亡。当时，秦襄公曾率兵援救周朝，作战得力立有大功，秦国正式被周平王封为诸侯，并获赐岐山以西的土地，

然而他在后续讨伐西戎的途中去世，其子秦文公作为第二代国君，继承父命矢志图强，其中发生了两件颇具谶纬色彩的大事，一是获天外陨石“陈宝”，二是伐去“南山大梓”。

对后面这件事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十分简略，“文公二十七年，伐南山大梓，丰大特”。

《史记·集解》引徐广进一步丰富曰：“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，图大牛，上生树本，有牛从木中出，后见于丰水之中。”

曹丕在《列异传》则补充道：“秦文公伐梓树，梓树化为牛，文公遣骑击之，骑堕地被发，牛畏之，入水不出，没丰水中，秦乃立怒特祠。”

曹丕的这则记载影响了后续的郦道元，郦道元将其更加详细地撰写于《水经注》中，说这则记载指向的“大梓牛神”，本是羌人心目中的神树，而藏身或者雕刻于大梓树的公牛，则是羌人崇拜的图腾动物，为了安抚失去大梓树而愤怒的牛神，秦人便在武都郡建“怒特祠”用来祭祀。

但问题来了，秦人伐倒大梓树，把大梓树中的神牛赶入丰水中，其实质是对戎羌人在精神层面的征服，因为精神层面的征服对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来说，往往比武力征服更重要，胜利者却为何要给被讨伐的羌族神明立祠呢？明明是秦国武士吓退了牛神，不更应该将武士立为门神吗？

因此对这句“文公二十七年，伐南山大梓，丰大特”，后世还有一种迥异古人的解读思路。

他们认为这个传说，虽然能够解释“丰”指丰水，“大特”指那头神异的大公牛，甚至还联动了后世的习俗（“胡置发头”，即模仿散发的装束或发式）和地方神祠（武都郡的“怒特祠”），却无法解释这件事情的因果规律性，必须基于历史考证，从地理、民族名称等角度，进行更符合史实的解读——

「十六年，文公以兵伐戎，戎败走。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，地至岐，岐以东献之周。」

秦文公之所以会与羌人作战，是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，继续对西戎的收复作战。因此早在秦文公十六年，秦国就出兵打败了西戎，使得秦国的疆域向东推进，实际控制区可达岐山的周原核心区，夺回了不少因周幽王时犬戎之乱，而陷落于此的周朝遗民，甚至还包括许多西周木简经卷、宫藏古物。

因此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在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中写道：“大梓、丰、大特，盖戎名。”

按照这种解读，“伐南山大梓，丰大特”描述的就不是砍树或获取祭品，而是秦文公在南山地区进行的一次针对名为“大梓”、“丰”、“大特”等戎族部落的军事征伐行动，针对的是秦国在夺回西岐周原故地后防止羌人反扑进攻。

江闻怀疑两种记载都有合理之处，而线索就出在记载中所谓“髦头”上。

所谓髦头，即不加任何修饰的发型，连汉代羽林军都有一支部队这样被发前驱，据《玄中记》和《列异传》之说，也是源于秦代披发武士战胜“大梓牛神”的神话。

仔细想来，秦文公伐羌人，在南山梓树下跑出一头牛，此牛颇有神异，撞倒一名武士之后，却被披头散发的秦国武士吓退，而披头散发，恰恰是巫觋进入疯癫状态沟通神明的常用姿态——

这岂非代表着“南山大梓”的神异从这头牛转移到了秦国武士身上，挽回了原本对秦国不利的战局，赢得了决定性胜利，这才能匹配得上那获“陈宝”后“得雄雉者王天下”的谶语。

而对于祭祀者秦文公来说，“南山大梓”也好，“大梓牛神”也罢，外在的事物只是载体，而背后隐藏的超自然现象才是核心，因此秦文公虽然获胜，却依旧愿意立祠祭祀，还将牛的形象而不是梓树作为核心，将其称为“怒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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