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了汪厂长的办公室之后，梁晓声直接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宿舍，他在北影厂住的是单人间，地方不大，大概也就十平米，一张单人床，一套桌椅，一个柜子，绝大多数空着的地方都摆着书，看得出来对方还挺爱看书的。

...

黄忠实见龚霜应得爽快，心里顿时踏实了一半，脸上笑意更深，忙领着人往村东头走。夕阳正斜斜铺在刚夯平的泥路上，几只麻雀扑棱棱掠过新教室的青瓦檐角，屋脊上还沾着未干的灰浆，在余晖里泛着微白的光。两间教室并排而立，墙是青砖垒的，窗框刷了淡蓝油漆，玻璃擦得透亮，映着天边渐染的橘红。门口那块木牌还没挂，但黄忠实早请村小学的老教师用毛笔写了“八水村小学新教学楼”几个字，墨迹未干，字锋遒劲，底下压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——那是他昨儿特意从乡供销社买来的《陕西日报》，头版登着“全省开展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改善试点”的消息，他把报纸摊开压在木牌底下，像是给这栋屋子悄悄盖了个戳，盖个名分。

龚霜站在台阶下没急着进去，只仰头看了会儿屋檐。风从北坡吹来，带着麦子将熟未熟的青涩气，也裹着一点新砖混着石灰的微呛味道。他忽然想起自己六岁那年，被母亲牵着手第一次走进老校舍时的情景：土墙裂着口子，雨天漏水，课桌是几块厚木板钉在石头墩子上，冬天冷得手僵，连铅笔都握不稳。那时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粉笔灰簌簌落进他领口，像一场无声的雪。如今这雪化了，渗进地里，长出了砖瓦。

“门锁着呢，钥匙在我这儿。”黄忠实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铜钥匙，叮当一声晃了晃，“不过咱先不急着开，你猜猜里面啥样？”

龚霜笑了：“还能有啥样？该有的都有了呗。”

“可不止！”黄忠实眼睛一亮，推着他往西边绕，“你瞧这窗户——双层玻璃，中间夹了层油纸，防风又保温；再看这门槛，不是木头的，是水泥浇的，防潮；还有这门轴，我特地托人在镇上买了黄铜的，转起来一点声儿不响……”他絮絮叨叨，声音里有种近乎虔诚的得意，仿佛这不是两间教室，而是他亲手雕琢的一对青铜器，每一道纹路都刻着自己的心血。

龚霜听着，脚步慢下来。他忽然意识到，黄忠实说的从来不是“我修了教室”，而是“咱们建了教室”。这个“咱们”，把村支书、泥瓦匠、拉砖的拖拉机手、送饭的老太太、甚至那个每天蹲在墙根数砖头的小学生，全裹了进去。这屋子不是龚霜一个人的钱堆出来的，是八水村所有人的呼吸与热气蒸腾出来的。钱是引子，是火种，但真正烧起来的，是人心底那点不肯熄灭的念想。

推开左边那扇门，一股新漆与松木香混着阳光晒透的干燥气息扑面而来。地面是水泥抹的，平得能照见人影；讲台宽大结实，黑板是墨绿色的，边缘嵌着铝合金条；后排靠窗处，两张课桌并在一起，桌上放着一只搪瓷杯，杯沿磕了个小豁口，杯底积着一圈浅褐色茶渍——那是黄忠实自己用的，他白天监工，晚上就坐这儿算账，算砖、算沙、算工时，也算村里谁家娃今年能多读一年书。

“这杯子，我天天用。”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“怕弄脏了新桌子，就搁这儿了。”

龚霜没说话，弯腰拾起扫帚架旁一把半旧的竹扫帚，轻轻扫去讲台边沿一星浮灰。动作很轻，却让黄忠实喉结动了动，眼眶有点发烫。

当晚，龚霜没回新屋，留在黄忠实家吃了顿饭。灶膛里柴火噼啪响，铁锅里炖着土豆烧鸡，香气撞着土墙打转。黄忠实老婆端菜时顺手把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塞进龚霜手里：“孩子，这是名单。”

龚霜展开一看，是手写的，钢笔字横平竖直，墨色深浅不一，显然写了不少遍。纸上列着三十二个名字，全是八水村适龄学童，后面跟着年龄、性别、家里几口人、父亲是否在外务工、母亲是否健在……最末一行，用红笔圈出三个名字：张小满（女，9岁，父亡母病）、李石头（男，10岁，父母离异随祖母）、赵冬梅（女，8岁，先天跛足）。旁边批注一行小字：“三人免学费、书本费，另每月补贴五元，至初中毕业。”

“这是……”龚霜抬头。

“你捐的钱，除了盖房，剩下七千八百二十六块，全按这个法子分了。”黄忠实夹了块鸡肉放进他碗里，油星溅在粗瓷碗沿上，“我跟小学王校长、村会计、还有五个老党员一起盘的账，白纸黑字，账本在村委会柜子里锁着，你随时能查。”

龚霜低头看着那张纸。纸角微微卷起，被手汗洇湿了一小片，显出些毛茸茸的软边。他忽然想起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里张韬写给孟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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