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群之中，不止正跪伏于地、瑟瑟发抖的孔颖达。

就连崔仁师、崔嵩等，此时，也已是瑟瑟发抖，恨不得当场消失才好。

他们敢向李世民强谏，是因为知晓李世民宽厚，且看重声名。他们借着献书献宝之由...

崔嵩枯坐于博陵崔氏长安别业的西厢书斋内，窗外雪光映照，案头一盏冷茶早已失温。他指尖捻着那封刚从弘文馆抄来的奏疏副本，纸角已被揉得发毛——李象所请立之“政治学”，赫然列于十数门新学之首，其疏中言：“政者，正也；治者，理也。政不正则民怨，治不理则国危。故政治之学，非权谋术数之私器，实乃明君贤臣共守之公器。须究典章之源流、辨职官之权责、析赋税之利弊、察吏治之得失、考边防之缓急、度民情之向背……”字字如凿，句句似刃，直剖朝堂肌理，竟将三省六部运转之经纬、州县治理之脉络，尽数纳入一门“学问”之中。

崔敦礼负手立于窗前，目光沉沉望着院中积雪压弯的枯梅枝，忽然开口：“此‘政治学’三字，看似平和，实则锋芒毕露。若真设此科，教习子弟以‘辨职官之权责’，岂非教人知宰相何以专权？教人析‘赋税之利弊’，岂非授人攻讦户部旧制之柄？更遑论‘察吏治之得失’——今日县令贪墨，明日便有学生引经据典，直斥其违‘政治学’之纲要！”

崔仁师缓缓放下手中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注本，声音低哑：“最险者，不在其辞，而在其势。此前诸家新学，尚可逐个击破：斥史学为‘虚耗笔墨’，讥墨学为‘匠气过重’，贬天文历算为‘星相小术’……可如今百学并立，朝野但见‘朝廷开新科、天下兴实学’之盛景，谁还愿为一家一派之存续，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独唱反调？若我崔氏率先攻讦政治学，则颜氏必护史学、阎氏必保墨学、马周门生必挺经世治平之新学——彼时非但不能成势，反落得个‘嫉贤妒能、阻塞言路’的骂名。”

话音未落，门外小厮急叩：“禀二位公与崔公，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遣使至，奉密札一封。”

崔嵩眉峰一跳，接过素绢密札，展开仅扫一眼，面色骤变。房玄龄字迹清峻，却无半分寒暄，只书八字：“新学既立，旧道当守。慎言，静观，待机。”末尾朱砂小印，压着“玄龄”二字，沉如铁铸。

三人默然良久。崔敦礼忽冷笑一声：“房公倒是看得透——他既不敢公然反对，亦不愿附和，索性袖手旁观，坐看我等世家与皇孙角力。可这‘待机’二字……机在何处？莫非等那竖子自蹈覆辙？”

“机不在彼，正在我等自身。”崔仁师枯瘦手指敲了敲案上《春秋繁露》，声音陡然锐利，“儒林根基，从来不在庙堂诏令，而在乡里私塾、宗族义学、士子清谈。朝廷准立十数新科，又如何？若无人肯入其门，若无人愿执其经，若无人敢授其业——纵有诏书千卷，亦不过废纸一堆！”

崔嵩眼中精光乍现：“仁师所言极是！我博陵崔氏在河北六州，私学七十二所，门生逾三千；清河崔氏在齐州、青州亦有义塾四十八处；范阳卢氏、赵郡李氏、太原王氏，哪家不是学田万顷、藏书盈栋？只要我五姓七望联手，于各州县私学中明定章程：凡欲入仕者，须通《五经正义》、熟诵《孝经》《论语》注疏、精研孔门义理——否则，纵有新科功名，亦不得荐举！”

“妙！”崔敦礼拊掌，“更可令各州刺史、县令，于乡试之前加试‘儒门正典’一场，专考《礼记·王制》《尚书·尧典》及孔颖达疏解。凡不通者，纵然墨学、史学皆优，亦黜落不录！”

崔仁师却摇头：“此举虽狠，然易授人以柄。不如另辟蹊径——我等可广邀天下鸿儒，于曲江池畔设‘正统讲筵’，每月初一十五，由当世硕儒主讲《春秋》微言、《周礼》大义。讲筵不拒新学学子，然入场者须先答三问：一问‘何为天命’，二问‘何为正统’，三问‘何为华夷之辨’。答错一题，即赠《儒林正脉》一册，内录孔孟原典及孔颖达、颜师古权威注疏——此非刁难，实乃导人归正耳。”

三人相视而笑，笑意却冷如冰霜。窗外风雪愈紧，簌簌扑打窗棂，恍若无数细小鼓点，敲在人心深处。

与此同时，太极宫承恩殿内，李世民将一份烫金拜帖掷于御案：“崔嵩携崔仁师、崔敦礼，联名请设‘正统讲筵’于曲江池？好一个‘导人归正’！”

魏徵立于阶下，白发如雪，青袍凛然：“陛下明鉴。此非讲筵，实为壁垒。崔氏欲以‘正统’为尺，量尽天下新学。若学子赴讲筵答题，答‘天命在德不在位’，则触犯‘君权神授’之训；答‘正统在承周孔道统’，则史学‘考辨真伪’、墨学‘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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