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辆解放牌卡车正缓缓驶出厂区大门,排气管喷出一串青白尾气,在七月正午的阳光里,蒸腾、消散,又仿佛在无声地酝酿着什么。
老马第一个站起来,走到前排,从游敬堂手里接过一支蓝墨水钢笔。笔尖悬在C表上方半寸,迟迟未落。他忽然抬头,问了个谁也没想到的问题:“游经理,要是……我投了钱,干了三年,公司真挣了大钱,可我不想当股东了,只想拿钱走人。那时候,我的股份,能卖给谁?”
游敬堂没立刻回答。他走到窗边,推开一扇蒙尘的玻璃,七月的风裹挟着柏油路面被晒化的微甜气息涌进来。他望着远处二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河,声音很轻,却字字清晰:“能卖给公司,也能卖给在座各位。但有个规矩——转让价格,必须不低于当时每股净资产的百分之一百一十。这多出来的百分之十,是公司给坚持到最后的兄弟,发的一张船票。”
他转过身,目光扫过每一张被汗水浸润的脸:“船要开了。有人选择跳上去,有人选择留在岸上数浪花。但我想告诉各位——这艘船,载的不是货物,是我们自己的日子。今天签下的每一个名字,都是在给自己未来的饭碗,亲手打上一枚烙印。”
活动室顶灯忽然滋啦一声,电流声过后,光线亮了三分。有人抬手遮了遮眼,再放下时,发现前排王延光的衬衫后背,洇开了一片深色汗渍——不是紧张,是滚烫的、实实在在的汗。
而就在这一刻,没人注意到,活动室后墙那幅褪色的“安全生产光荣榜”下方,一块松动的水泥皮悄然剥落,露出里面早已锈蚀的钢筋骨架。那锈色暗红,如同凝固的血,又像一粒埋在灰烬深处、尚存余温的火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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