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,坐在第三排中间、一直没吭声的中年司机陈国栋缓缓举起手。他左袖口磨得发白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机油渍,说话时嗓音沙哑,却字字清晰:“王总,魏科长,我干了十七年车,开过解放、东风、黄河,也拉过水泥、钢材、砂石料,最远跑过内蒙拉煤。我不懂股份、不懂折旧、不懂CPI,我就知道一件事——车坏了,得修;路塌了,得垫;人饿了,得吃饭。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条款,我一条都没记住,但我记住了一句话:‘只要中土特这个牌子还在’。”
他停了一下,环视四周:“咱们这些人,谁不是靠着中土特的牌子才进了厂、分了房、上了社保、孩子上了子弟校?现在牌子没倒,只是换个法子干活,那我信。”
他慢慢放下手,又补充一句:“但我有个条件。”
王延光立刻道:“请讲。”
“我要签书面协议。”陈国栋说,“不是会议纪要,不是口头保证,是盖红章、摁手印、一式三份的协议。一份我拿着,一份交工会,一份存工委备案。协议里得写清楚:如果哪天总公司撤资、工委叫停、或者新公司连续两年没发工资,我有权要求无条件全额现金回购股份,利息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补。”
魏秉国没犹豫,当即点头:“可以。协议模板已经拟好,明天上午就带过来,现场签字。”
陈国栋点点头,不再说话,却把后背挺得笔直,像一根钉进地里的钢钎。
有了第一个,便有第二个。一个管仓库的老刘举手:“我儿子今年高考,填志愿想报交通职院,以后回来接班。我想问问,职工子女能不能优先录用?”
王延光答:“可以纳入章程。新公司用工,同等条件下,职工直系亲属优先。但这不是铁饭碗,得参加统一考核,体检、笔试、实操,一样不能少。”
“行,我签。”老刘咧嘴笑了。
接着是修理工李建军:“我们修车的,技术证都是总公司发的。改制后,证还有效吗?年审归谁管?”
魏秉国翻开细则附件三:“所有技术资格认证,自动平移至新公司,年审费用由公司统一承担,总公司继续提供培训资源支持。你们的技术档案、工龄记录、安全考核,全部无缝转入,不中断、不缩水、不重评。”
李建军搓了搓手,也点了头。
最难啃的骨头,竟在不知不觉间松动了。
但王延光没松劲。他知道,真正的考验不在表态,而在落地。
散会前,他特意留了二十分钟,让职工自由提问。有人问食堂承包怎么招租,有人问门卫室那间小屋能不能改成快递驿站,还有人问改制后工会经费怎么收、活动还能不能办、篮球赛还打不打……问题琐碎,却真实。王延光一一记下,让魏秉国当场答复或承诺限期回复。
临出门时,陈国栋追上来,没说话,只是默默塞给王延光一包烟——红塔山,八十年代末的老牌子,市面上早断货了,是他托人从云南捎来的。王延光没推,接过来,拆开一包,抽出一支,递给陈国栋:“抽一支?”
陈国栋摆摆手:“戒了三年,就为考B照。”他笑了笑,“不过这烟,我存了快十年,就等今天。”
王延光心头一热,没再说什么,只用力拍了拍他肩膀。
回到总公司,已是傍晚。魏秉国泡了杯浓茶,坐在办公桌前整理会议记录。王延光推门进来,没开灯,站在窗边望着楼下渐渐亮起的路灯,忽然问:“老魏,你说,咱们这次试点,真能成吗?”
魏秉国搁下笔,吹了吹墨迹未干的纸页:“成不了,就说明咱们想得太简单;成了,也不代表路就铺平了。但至少今天,陈国栋那包烟,不是送领导的,是送‘中土特人’的。”
王延光点点头,没接话,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——是运输公司过去五年的真实财务报表复印件,其中几处关键数据被红笔圈出:燃油成本逐年上涨37%,维修费虚高19%,外租车辆占比达41%,而自有车辆利用率仅58%……这些数字背后,是管理粗放、调度失灵、人浮于事。改制不是施舍,是刮骨疗毒。
两天后,签字仪式在运输公司旧车库举行。水泥地面刚用水冲过,湿漉漉泛着青光,几张桌子拼成长案,上面铺着红布,摆着印泥盒、签字笔、协议文本。二十一人,一个不少。
陈国栋第一个上前,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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