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。”王延光忽然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支队伍。”他目光沉静，“不是干部，是既懂国企改制政策、又懂WTO规则、还能蹲在车间教老师傅填HS编码的复合型人才。现有编制里没有，得从基层挖。”

林政笑了：“早准备好了。劳动保障部推荐了三位退休的劳动仲裁员，经贸委调来两名参与过中美纺织品谈判的处长，税务总局派了一位刚带队完成越南税务稽查的专员……人明天就到，归你调配。”

走出工委大楼时，北京正落小雨。王延光没打伞，任雨丝沁进鬓角。他想起三十年前自己背着铺盖卷走进丰阳县农机厂时，也是这样的微凉雨天。那时他想的是怎么让一台拖拉机多耕半亩地；如今他想的是怎么让一百六十个名字，在时代变轨时不被甩出车厢。

回到单位，他召集团队宣布新任务：成立“主辅分离国际合规专班”，魏秉国任组长，魏红林任副组长，另设政策研究、职工联络、国际对接三个小组。当晚，王延光亲自编写首期《试点动态简报》，首页引用《周易》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下方附一行小字：“所谓‘通’，不是绕开问题，而是把问题走成路。”

简报印发当日，DTB发来新邮件：美国FDA刚刚更新蜂蜜微生物检测标准，新增三项致病菌指标。附件里，是一份中英对照的操作指南，末页手写一行：“已同步发送至脱水蔬菜厂、蜂蜡厂、印刷社三位厂长邮箱。——伯纳德”

王延光打印出来，夹进那份七家企业档案最上面。纸页轻响，像一声微不可闻的叩门声。

门开了。外面是雨，是路，是尚未命名的新章程，是正从档案袋里缓缓抽出、尚带油墨余温的一百六十三个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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