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束于京城总部。

“所以我的建议不是退，而是重构。”王延光转身，目光灼灼，“第一，成立中特粮油供应链公司，作为全资子公司，统一接管所有联营厂的原料采购、期货套保、物流调度职能。各厂生产端保持独立，但采购权上收——谁签合同、谁定价格、谁做套保，必须由供应链公司决策。”

“第二，推动技术赋能。沈以诚带队，三个月内完成首批五家试点厂DCS系统改造，接入总部智能排产平台。以后不是厂长拍脑袋定班次，而是系统根据船期、库存、期货价差、下游订单，自动优化开机节奏。”

“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——”他加重语气，“启动国产非转基因高油大豆定向育种计划，不求全面替代进口，但要确保在极端情形下，能用国产豆维持30%以上战略产能。”

周副经理苦笑：“王总，您上次见常教授，不是说十年八年难见成效么？”

“十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”王延光从公文包取出一份泛黄的内部文件复印件，“这是1978年农科院提交的《东北高油大豆种质资源抢救性保护报告》，里面记录了三十七份濒临灭绝的地方品种。当年经费不足，只保存了种子，没做基因测序。现在，我们要把它们全部复活——不是在试验田，是在真实的大田里，在农民的垄沟中，在合作社的托管服务里。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低沉却极有力：“常教授说得对，耕地有限，产量难提。但我们漏掉了一个变量——组织方式。为什么不能让黑龙江农垦的万亩连片地，专种高油大豆？为什么不能把山东、河南的粮食种植合作社，纳入‘国产豆定向收购联盟’？为什么不能给签约农户每吨补贴二百元，并配套免费测土配肥、无人机飞防、订单保险？”

李副总眼睛亮了：“您是说……把产业链前端，也握在自己手里？”

“不是握，是共建。”王延光纠正，“我们出技术、出标准、出订单、出金融工具；农民出土地、出劳力、出信任。大豆不再是单纯农产品，而是工业原料的源头锚点。当一万户农民知道，他们种的豆子，直接流向中特的压榨线，做成军需口粮专用豆油——这种联结，比任何股权都牢固。”

会议室忽然响起轻微的掌声。

是吴敏。她放下钢笔，指尖在桌面轻敲两下：“这个模式，法律上完全可行。我们可设计‘契约农业+封闭流通+溢价回收’三位一体协议，规避《反垄断法》风险，同时通过农产品期货交割库资质，把国产豆纳入国家交割体系——这样，既保障农民收益，又让国产豆获得金融定价权。”

王延光笑了：“吴主任，看来我得给你配个助理，专门整理这些金点子。”

“不用。”吴敏淡淡道，“我建议由魏红林牵头，组建专项工作组，下周就去黑龙江。那里有现成的农垦系统、仓储设施、铁路专线，更有二十年没变过的黑土地。只要政策到位，秋收前就能签下第一批五千亩订单。”

窗外暮色渐沉，远处传来火车鸣笛声，悠长而坚定。

散会后，王延光留在办公室没走。他拉开抽屉，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——里面是一叠泛黄照片：八十年代初，一群戴草帽的农技员蹲在田埂上扒开豆荚；九十年代，拖拉机碾过新翻的泥土，后面跟着手持测产仪的年轻人；新世纪初，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的人正用显微镜观察胚芽切片……照片背面，用蓝黑墨水写着不同年份与名字：王守业、张振国、常明远……

最后一页，是常教授今早发来的短信截图：“王总，今天带学生去齐齐哈尔农场测产，新选育的‘东农1801’含油率已达22.7%，比对照品种高3.2个百分点。虽不及美豆，但已具备商用价值。种子明天寄出，随件附田间管理手册。另，我已说服所里三位退休专家返聘，专攻抗逆性提升。”

王延光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慢慢把信封放回抽屉最底层。

手机震动，是沈以诚来电：“王总，刚接到消息，海岱市法院对那起抢劫案作出一审判决：三名主犯分别获刑五年至七年，附带民事赔偿三万二千元。张广全厂长托我转达，说他们厂董事会已原则上同意，将二期项目中30%的设备采购权，移交总部供应链公司统筹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王延光望着窗外渐次亮起的灯火，轻声道，“告诉张厂长，下个月我再去海岱，不看码头，不看料斗，带他去看一块试验田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一瞬，随即响起克制的笑声：“好，我这就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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