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谁啊？遇到哪个明星了？”王延光虽然昨天才正式搬过来，但之前装修的时候，也经常过来查看情况，也遇到过一些身份特殊的小区住户。

领导干部就算了，梁应春主要在特区、沪上等沿海城市做生意，应该接触...
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王延光便已起身，在宾馆房间阳台上站了近二十分钟。窗外海岱市郊的雾气尚未散尽，远处几座低矮丘陵轮廓模糊，像浸在淡墨里的宣纸山影。他没叫人，只让沈以诚送了杯温水进来，喝完后换了件藏青色夹克——不是正式西装，却比昨日更显沉静。他知道，今天才是这场调研真正“破题”的一天。

八点整，车队准时出发。这次没去工厂，而是直奔三十公里外的仙都港码头。海岱虽不临海，但借道仙都港可通航万吨级散货船，本地榨油厂九成以上进口大豆皆由此卸货。张广全亲自陪乘，一路上不断介绍：“去年港口吞吐量突破三百万吨，其中大豆占了一百一十万吨，比前年涨了百分之二十三……我们厂单月最高接卸量是八万四千吨，三天内全进筒仓，一点不压船。”

王延光听着，目光却落在码头上那些锈迹斑斑的传送带、半开的筒仓顶盖、还有几个正用铁锹手工清仓的工人身上。他没说话，只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——不是拍设备，而是拍工人脚边散落的豆粒、传送带接口处磨损的橡胶垫、筒仓外墙上手写的库存编号，以及一张贴在门柱上的泛黄告示：“2001年度安全生产先进班组——浸出三班”。

到了码头调度室，张广全请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调度员老周。老周干了三十八年，从木船卸货到如今自动化调度，几乎参与了所有升级过程。王延光没问数据，反倒问他：“老周，去年十一月那批巴西大豆，船期延误七天，你们是怎么处理的？”

老周一愣，随即笑了：“王总您还记得这事？那天正好赶上寒潮，船卡在青岛港外等泊位。我们连夜调了两辆罐车，把库里存着的三千吨阿根廷豆粕先拉去烟台港应急发货，又让采购部紧急联系中粮，临时调了五千吨储备豆补充加工线——总算没耽误客户交货期。”

王延光点点头：“那批阿根廷豆粕，是不是比巴西豆粕蛋白含量低两个点？”

“对！低了俩点，但客户要的是脂肪酸值和灰分达标，别的咱不掺假。”老周挺直腰板，“我带的班，不出糊弄事。”

这话让王延光沉默片刻。他忽然转向魏红林：“记一下：一线实操人员的经验判断，有时比ERP系统里跑出来的‘最优解’更贴近真实产能弹性。”

魏红林迅速在笔记本上划下这句话，笔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但经验不可复制，也难以量化。”

上午十一点半回程途中，王延光让司机绕道去了趟海岱农学院。校园不大，梧桐树刚抽出嫩芽，教学楼外墙还刷着“科技兴农，服务三农”的标语。常教授已在院门口等候。六十出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，肩头沾着几点豆粉，手里拎着个帆布包，里面露出半截大豆标本盒的边角。

“王总，久仰。”常教授声音不高，握手却有力，“听说您昨天看了厂子，没提扩产，倒问了筒仓温度监测频次？”

王延光微怔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
“张厂长今早给我打电话，说您连筒仓第三层东南角的通风口锈蚀都注意到了。”常教授笑了笑，“他说您问得细，不像来验收，倒像来‘找茬’。”

众人轻笑，王延光却认真道：“不是找茬，是找活路。”

进了常教授办公室，屋里弥漫着干燥豆种与旧书页混合的气息。窗台上摆着三排玻璃培养皿，每只里面都铺着不同产地的大豆：黑龙江黑河、山东莱阳、美国爱荷华、巴西马托格罗索……豆粒饱满程度、表皮光泽、脐部颜色，肉眼可见差异。

“这是去年做的对比试验。”常教授取出放大镜，指着一粒爱荷华大豆，“您看这个脐部凹陷深度，再看这粒莱阳的——浅了零点三毫米。别小看这点，关系到脱皮率、破碎率，最终影响出油率波动区间。”

他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叠手写记录本：“我们跟踪了本地十二家榨油厂近三年原料损耗率。发现一个规律：凡是从单一渠道、固定产地长期采购的厂子，平均损耗率比采用多源轮换采购的厂子高出百分之四点六。原因不在设备，而在豆种适应性——就像人喝惯了南方水，突然去北方住，容易上火。”

王延光翻着记录本，眉头渐松：“所以您反对他们盲目扩建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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