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明才带着于东来一行返回丰阳，在白秀芝的餐厅设宴招待，王延光也来了，“于总，欢迎来丰阳考察。”

了解了王延光的身份后，于东来有些吃惊，连忙起身握手，“早就仰慕王董的大名了，这次来丰阳就想拜访...

电话摔在桌上发出闷响，听筒里传来忙音，像一记耳光甩在耳膜上。刘晓鸿没动，手指还压在话机边缘，指节泛白，额角青筋微微跳了两下。窗外天色灰蒙蒙的，雨丝斜斜地扑在玻璃上，模糊了远处广告牌上“旭日升橙汁，阳光好味道”的褪色字样——那广告是去年砸了三百多万才换上的，如今连灯箱都暗了半边，没人修。

他慢慢坐回去，从抽屉最底下摸出半包烟，抖出一支点上。火苗窜起时映亮他眼底一道裂痕：不是愤怒，是倦极之后的冷硬。烟雾升腾，他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渗水留下的黄渍，像块溃烂的疤。这间办公室他用了六年，墙上钉着三张泛黄的地图，沪苏粤三省用红笔圈得最重，旁边密密麻麻写满批注；另一张广西地图被蓝墨水粗暴划掉，旁边一行小字：“主剂断供第4天，梧州厂停产”。再旁边，是张崭新的A4纸，上面是他昨夜写的备忘录，只有一行字：“若主剂七日内不到，启动B计划——但B计划没有原料，没有资金，没有总部签字，只有三十七个罐装厂老板的电话号码，和他们沉默时喉结滚动的声音。”

门被推开一条缝，助理小陈探进头，手里攥着一叠传真，“刘总，刚收到的……冀州厂发来的‘生产调度协调函’。”他声音发紧，“说……说南方各厂近期订单排产优先级调整，咱们的主剂配额，按‘市场实际贡献度’重新核定。”

刘晓鸿没接，只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，缸底堆满焦黑的烟蒂，像一小片枯死的林子。“贡献度？”他笑了一下，嘴角没动，只眼尾扯开一道纹，“去年我们占全国销量百分之五十三，今年一季度下滑到百分之四十一，但硒峰在南方铺货速度比我们快三倍——他们怎么算的贡献度？”

小陈不敢答，低头把传真放在桌角。刘晓鸿瞥了一眼，落款处盖着冀州总厂公章，但签名栏写着“廖远代签”。他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在总部食堂，廖远端着餐盘坐到他对面，不锈钢托盘上两份饭，一份素炒豆芽，一份糖醋排骨。廖远夹起一块排骨放进他碗里，笑着说：“晓鸿哥，咱们都是想把事情做好的人，何必分南北？”那时刘晓鸿以为这是橄榄枝，现在才懂，那是把刀鞘，刀锋早藏在后面——廖远签的不是名字，是断粮的令箭。

他抓起传真揉成团，扔进废纸篓，却没听见落地声。低头一看，纸团停在半空，被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攥住了。是老周，南方开拓派元老，最早跟着刘晓鸿在东莞摆摊卖橙汁的装卸工，如今是粤东片区物流总监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，袖口磨出毛边，手背上还有道旧烫伤的疤。

“刘总，”老周把纸团展开，抹平折痕，轻轻放在桌上，“我刚从佛山厂回来。王厂长让我带句话——他老婆昨天剖腹产，孩子早产，保温箱里躺着。可他今早还蹲在灌装线旁，拿秒表测每分钟灌装量，就为等咱们一句‘主剂明天到’。”

刘晓鸿喉咙发紧，没说话。

“他还说，”老周掏出皱巴巴的烟盒，抽出最后一支烟递给刘晓鸿，“你上次去厂里，看见墙角那台老式冰柜没？里面冻着三百箱滞销的‘晨光系列’，去年夏天卖不动，他说留着当样品。可前天我再去，冰柜空了——他全拉去佛山批发市场，十块钱三瓶，卖给拾荒的老太太们。老太太们不识字，只认橙子图案，喝完说‘比超市便宜，甜’。”

刘晓鸿终于接了那支烟，没点，只用拇指反复摩挲滤嘴上的金线。

“王厂长还说，”老周声音低下去，“他儿子手机屏碎了，舍不得换，用胶带缠着。可他昨儿偷偷给我塞了两千块，说‘给刘总买盒好烟，别总抽这劣质的’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没要。但我知道，他厂里三十号工人，这个月工资拖了十八天，没人闹，就蹲在车间门口打牌，等发工资那天，领钱第一件事是去镇上药房买奶粉。”

刘晓鸿闭了闭眼。他想起自己刚来旭日升时，也是这样——在中山一个城中村租了间十平米的隔断房，床板下压着三本手抄的《快消品渠道管理手册》，每天骑自行车跑二十家小店，帮店主擦货架、贴海报，用免费试饮换下一家铺货权。那时没总部，没主剂，只有两桶浓缩原液、五十箱玻璃瓶、一辆二手三轮车。卖完一瓶，就在瓶底用指甲刻一道痕，三百二十七道痕后，第一个月利润够交房租了。

“老周，”他睁开眼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，“你马上回佛山，告诉王厂长——让他把冰柜腾出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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