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砚把瓜子揣回兜里，起身关切地看向谢礼，师叔祖的情况似乎比他预想的还要更糟糕一些。

黄尚正在一旁杀兔子，手里的兔子刚剥了皮，闻声也是关切地看了过来：“师父，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儿，板死也...

陈大伟蹲在青石板台阶上，手肘支着膝盖，指节抵住额角，像一尊被雨水泡软的泥塑。巷口梧桐叶影斑驳，斜斜切过他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裤——那是他三年前在国营食品厂当锅炉工时发的制服，袖口磨出毛边，却还固执地扣到最上面一颗纽扣。他盯着自己左手无名指根那道浅褐色旧疤，是去年腊月剁猪骨时被菜刀豁开的，没缝针，只用创可贴缠了七天，结痂后留下一道细线似的印子，如今隐隐发痒。

巷子深处传来铁锅刮擦灶台的刺啦声，混着辣椒面在热油里炸开的焦香，像一根无形的钩子，猛地把他拽回现实。

“大伟哥！”小满端着搪瓷盆从后厨探出头，围裙上沾着几点红油星子，“李师傅说花椒炒糊了三锅，要你去搭把手！”

陈大伟没应声，只把下巴往肩窝里埋得更深了些。他听见自己喉咙里滚出一声极轻的咕噜，像饿极的猫在暗处咽唾沫。这声音让他心头一颤——不是饿，是怕。怕那股子辣香钻进鼻腔后，会顺着气管往下沉，一直沉到胃底那团早已冷透的灰烬里，重新烧起火来。

三个月前，他亲手拆掉了“川味楼”三个烫金木匾。铝制招牌拆下来时哐当砸在水泥地上，震得他虎口发麻。当时围观的街坊没人说话，只默默让开一条窄道，目光像晾衣绳上垂下的湿毛巾，沉甸甸压在他后颈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：第三块匾卸下时，隔壁杂货铺王婶把半袋白糖塞进他手里，糖粒在塑料袋里簌簌响，像无数细小的骨头在相互磕碰。

现在那半袋糖还在他床底下铁皮箱里，一粒没动。糖块结成了硬邦邦的一坨，像一块小小的、甜得发苦的墓碑。

“大伟哥！”小满又喊了一声，这次声音里带上了点急，“李师傅说……说再不换人，今儿的水煮鱼片汤底就全废了！”

陈大伟终于直起身。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动作很慢，仿佛关节里生了锈。转身时瞥见墙根下蜷着一只三花猫，正用舌头舔舐前爪上凝固的酱色油渍——那颜色和他昨夜偷偷尝过的、藏在米缸夹层里的半勺豆瓣酱一模一样。他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，快步跨过门槛。

后厨蒸腾着白雾，八口灶眼全开着，铁锅在猛火上跳动，锅沿泛起一圈圈青蓝色火苗。李建国光着膀子站在中央，汗珠顺着脊背沟壑往下淌，在油腻腻的皮肤上犁出几道亮痕。他正用长柄铁勺搅动一只深腹砂锅，锅里红汤翻滚，花椒籽在油花间浮沉如黑豆。“你看！”他突然把勺子往陈大伟面前一递，汤汁溅到对方手背上，“这汤色，像不像掺了酱油？辣味飘得散，麻劲儿压不住腥！”

陈大伟没接勺，只凑近锅沿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鼻腔瞬间被霸道的香气填满：郫县豆瓣的醇厚、汉源花椒的凛冽、永川豆豉的咸鲜，还有老姜末在高温下迸裂的微辛……这些味道本该在他舌尖自动排兵布阵，可此刻它们像一群失了号令的溃兵，在他颅腔里横冲直撞。他下意识伸手去摸围裙口袋——那里本该躺着一方磨得温润的竹制量勺，勺柄上刻着他名字缩写“CDW”，是他师父临终前用指甲盖一点点抠出来的。

可口袋空空。

“师父走前说……”李建国忽然压低嗓门，铁勺在锅沿敲出笃笃两声，“说你这双手，天生是捏花椒籽的命。一捏一个准，三秒破壳，五秒取仁，连胚芽都完整。”他顿了顿，舀起一勺红汤浇在案板上堆叠的鱼片上，雪白的鱼肉立刻蜷缩成粉嫩的花瓣，“可你捏了三年豆瓣酱，愣是没学会怎么把麻和辣分开。”

陈大伟盯着那片鱼肉，喉结又动了一下。他想起师父死前最后那晚，枯瘦的手攥着他手腕，指甲几乎掐进皮肉：“大伟啊，麻是骨头，辣是血肉，没骨头撑着，血肉早烂成泥了……你得先把自己钉进土里，再长出新根来。”

那时他以为师父在说做菜。

现在他懂了。

“我去趟库房。”他哑着嗓子说。

库房在后院柴棚夹层，门框歪斜，推开时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。陈大伟摸黑走到最里侧，手指在潮湿的砖墙上摸索，触到一块凸起的青砖。他用力按下去，砖块向内陷落，露出后面幽深的方洞。洞里静静躺着一只陶罐，罐口封着蜂蜡，蜡面上用墨笔写着“一九八四年冬·初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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